“宦官”与“官宦”两个词，虽然非常接近，意思却大为不同。
“宦官”指的是失去性能力、专门服侍天子的人，又称太监，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以至于《二十四史》中不少正史都有专门的《宦者列传》。
“官宦”则是指普通官员，常常用来形容家族中常年有人出仕的家族，比如“官宦世家”则是历代从政做官的家族，“官宦小姐”则是当官家里人的女儿。
不过，如此接近的两个词，为何意思却大为不同？这就要从“宦”与“官”的起源说起了。
“宦”与“官”两字形极为相似。事实上，两者也的确有一定的关联。
“官”字在甲骨文中，形状为“此地馆舍内有师”，一开始是“学馆”之意，但很快便引申为“学馆内从师之人”。之所以甲骨文这样刻画，是因为商周时期，治民、治军都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学习与训练的。从商朝起，就有明确的“大学”、“小学”、“庠”、“序”等不同年龄和类型的教育机构，周朝更是建立了严谨完备的“国学”、“乡学”体系。在“大学”通过考核的学生，便可以分配官职和爵位。这样的待遇，大概让今天的大学生很是羡慕吧。
因此，“官”在脱离了“馆舍”的含义后，很快就引申出了“吏事君者”的含义，也就是作为治理地方的官吏效忠君主的人。
而“宦”在甲骨文中的形态则是“室内之臣”。“臣”的造字原意是“俯首之奴仆”，因此，“宦”的最初的含义就是“在宫室内服侍的奴仆”。
但事实上，这里的“奴仆”与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专职劳作的奴隶”有所不同。比如战国时成书的《国语·越语》中就记载“越王（勾践）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在吴国，战败的越王勾践就是以奴仆的态度侍奉吴王夫差，甚至不惜为之尝粪治病，由此得到了吴王夫差的信任，连伍子胥都不能动摇，最终得以回到越国、起兵覆灭吴国。
在奴隶主时代（包括西周），由于官职的任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奴隶主）本人的喜好，而下属的奴隶主也非常需要与大奴隶主保持密切的关系、保证对方的欢心，因此贵族担任“奴仆”的职位，并不是什么令人羞耻的事情，反而极为常见。欧洲中世纪时，很多大贵族家里的奴仆，几乎全部是下属小贵族及其后代，奴仆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也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密切。
既然“宦”也是贵族、不过是地位较低的贵族，那么自然不可能是被阉割的。当时的贵族宫廷内也有被阉割的奴隶，但是大多来自于战俘，并且地位很低，多半从事杂活，不具备干涉朝政的权力。商王武丁时就有“俘虏羌人三千，全部阉割，充入内廷”的记载，通过战争获得战俘、将战俘进行阉割也是当时阉人最主要的来源。
西周初立、周公作礼时，明确规定了宫廷内“宦”的职位和数量，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和后宫嫔妃的膨胀导致阉人宦官数量逐渐增多，其中被阉割的“寺人”就是专门管理后宫宫廷的，但作为“刑余之人”的阉人仍旧不具备政冶地位。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侯权力的膨胀、中yang集权的加强，不具备独立政冶诉求、天生能够接近君主的阉人开始逐渐登上政冶舞台。春秋首霸齐桓公曾在管仲离世时询问谁能成为管仲的继承人，而管仲则明确指出了齐桓公的三个宠臣——易牙、竖刁、开方——都是决不能托付大任、必须驱逐的人。
这被称为“三奸”的三人中，易牙是齐桓公的厨师；开方（卫开方）是卫国公子，放弃了卫国的继承权前去侍奉齐桓公，父母去世也不奔丧；竖刁则是主动把自己阉割，侍奉齐桓公，齐桓公因为赏识他的“忠诚”行为，甚至将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了不能生育的竖刁。
竖刁又名竖刀，据说原名貂，而所谓“竖”，是当时的蔑称，比如“竖子”，“刁”则是因为他将自己阉割，因而被称为“刁（刀）”。这三个人，在齐桓公晚期扶持不同公子起兵作乱，甚至将齐桓公活活饿死。最终原来的太子昭在宋襄公的帮助下回国继位，易牙远遁、竖刁被杀，卫开方则仍旧占据高位，甚至在太子昭（齐孝公）去世后，又改立原本扶持的公子潘（齐昭公）继位。
原本出身普通的易牙和竖刁，仅凭借齐桓公的恩宠，就能得到霍乱朝纲的力量。正是君主集权的加强，使得君主对于身为阉人的宦官（被阉割的宦官被称作寺人）有了更大的需求，他们也逐渐开始走上政冶舞台。
不过，直到战国晚期，“宦者”与“寺人”仍旧是区分开的。比如著名的赵国缪贤，在宦者令期间就推荐了著名的名臣蔺相如。宦者令这一官职，职责是管理所有宫廷宦官，其中不仅包括了负责后宫的寺人，也管理宫廷出入、奏章传递，可以说既是近臣也是重臣。但缪贤并不是阉人。值得一提的是，秦朝著名权宦赵高，也曾担任过宦者令这一官职。
汉朝初立时，部分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宫中设立了“中常侍”等宦者官职，但仍旧以士人充任。东汉初立时，或许是为了抑制日益庞大的士族力量，规定“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而光武帝之子、汉明帝刘庄，更是开始扩大“阉宦”的规模，确保了其数量。
而整个东汉朝，由于常常有幼主即位、女主临朝的情况出现，由于太后与外臣结交来往不便，更是不得不倚重宦官来处理朝政、来往外臣，宦官也由此掌握了更大的权力，与士族集团有了天然的冲突，甚至在一次次对抗外朝的权臣和叛乱中，有了裂土封侯的特权。
到东汉末年，宦官与士族集团的利益冲突到了几乎不可化解的程度，宦官十常侍杀死大将军何进后，士族带兵进宫、尽诛宦官，仅仅留下了地位极低的少数小宦官，仍旧负责宫廷后宫内务。而到了王允之时，更是将宫内所有宦官扫地出门、完全由士人管理宫廷。
在短暂的曹魏和西晋时期，宦官都未能有太大的作为。而在漫长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世家力量越发壮大、皇权持续衰弱，长期的动乱和短暂的割据都决定了一个政权难以豢养庞大而强有力的宦官集团。
在此期间，虽然“墙头变换大王旗”，但长期为官的本地家族却稳稳不变，因此也出现了“官宦之家”这样的称呼，指的就是世家豪族。
唐朝初年，世家力量可谓是达到顶峰，但很快也就走向了下坡路，随着唐朝衰落、五代十国的到来，世家力量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以至于宋朝以后、再无世家，教育的相对普及和科举的兴盛使得“官宦”的标准也大大降低。《大宋宣和遗事》中，便称李师师“这佳人非为官宦，亦是富豪之家。”宋词人冯时行也在诗中感慨“官宦误人多”，可见此时的“官宦”已经脱离“官宦世家”的限制，而转向了小家庭、个人式的“官员”之意。
明清时期，中yang集权达到顶峰，“太监”一词从对高级宦官的称呼、逐渐转变成对所有宦官的统称，宦官势力也一如既往的依附皇权、成为政冶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
从“宦”与“官”的区别，到“宦官”与“官宦”的斗争，无不是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发展、因皇权的强弱而变化的。两词不过是毫厘之差，意思却相差千里，“宦”与“官”从来纠缠不清的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