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王朝》里，朱国治被康熙任命为云南巡抚，再次送回云南的时候，其实朱国治就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朱国治是第一个撕开三藩和朝廷貌合神离的面纱的人。
在《康熙王朝》里，朱国治的表现，其实特别符合一个不懂权谋术数的书生的形象。
朝廷在云南的官员那么多，包括朝廷内一年拿吴三桂几十万两银子的高官勋贵大有人在。为什么别人不挑明这个事情，甚至还主动和稀泥，帮着双方稳定关系。主要的是三藩树大根深，实际上掌握着东南半壁江山，朝廷实际上对他束手无策的，整个多尔衮和顺治时期，都是靠着“笼络”三藩，才取得所谓清初稳定局面的。
关于这点，即便是孝庄也不敢直接提出“撤藩”。孝庄的策略是，三藩的第一代都是从刀尖舔血过来的，跟他们对着干，基本上凭着自己孤儿寡母，胜算不大。所以要熬死他们，等第一代人熬死了，第二代三代早就丧失了斗志，那个时候康熙也成熟了，再来收拾他们，几乎就可以不动刀兵了。
所以朱国治不合时宜地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就把难题交给了吴三桂，但是吴三桂毕竟是个老狐狸，他还没有准备好和康熙撕破脸，所以把朱国治押送到京城，由康熙来处置。这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难题交给康熙，试探康熙的态度。
而此刻的康熙，小聪明是有的，但是政治上仍然不够成熟。
而当朱国治被押到京城之后，康熙表面也要杀他，实际是测试他的忠诚度。这就是康熙的小聪明。但是他把朱国治送回去，实际上就是告诉吴三桂自己的态度，康熙是真的铁了心要撤藩的。事实上，康熙的态度是有的，但是他根本没有做好撤藩不利的善后准备，甚至都没能够让朝廷达成共识。所以这就是康熙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所以他注定要为这个不成熟买单。
电视里几节就结束的“平三藩”，在历史上整整打了8年多，此间吴三桂势力一直打到长江，与清廷隔江对峙，此间吴三桂甚至自立为帝，国号大周。而巨大的破国压力之下，康熙一度崩溃，甚至下罪己诏，打算退位。
朱国治此刻以云南巡抚的身份再次进入云南，他实际上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份侥幸心理。
以身殉国是朱国治二次进入云南时，就做好的准备，但是他还侥幸希望吴三桂真的能够撤藩，这种希望显得多么地不真实。所以当康熙还蒙在鼓里的时候，吴三桂正在积极做着战争准备，还一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向康熙不停地要钱，要土地、农具和种子。但是实际上云南早就铁桶一个，许进不许出了。而朱国治直到隔了好多天没有收到朝廷的廷寄，才发现自己也上当了。朱国治知道这天迟早会来，但是凭他一己之力，他实际上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必须要用无数人头和鲜血去解决的。
《康熙王朝》里的朱国治有着和传统文人一样的通病，那就是面对问题无解的时候，考虑问题会非常极端，动不动就“死节”。
朱国治派人偷偷让莫洛开溜，自己就做好“死节”的准备了。他杀了自己的儿女，逼着老婆上吊，自己孤身一人去质问吴三桂，以激怒吴三桂，让吴三桂杀了自己。这样他就可以对大清朝，对康熙“以全其节”了。杀妻儿，是因为老弱妇孺，没有坚强的意志，如果落到吴三桂手中，吴三桂如果利用孩子宣布脱离与大清的关系，投降吴三桂，那样的即便自己死了，这个“名节”就不全了，自己死了也白死。
实际上就在朱国治之死的29年前，明朝的崇祯皇帝，就给大家倾情表演了“君主死社稷”的桥段。崇祯逼着后宫的女人上吊的上吊，不愿死的，自己动手砍。因为他有个逻辑，那就是这些女人一旦被李自成抓住，那就会被糟蹋，这样是侮辱自己名节的。崇祯的遗言，“任贼分我尸，勿伤我百姓一人。”这很明显，崇祯内心的想法与外界实际情况已经完全不对称了，来逼你死的就是你的百姓啊，思维已经进入了一个特别极端的窠臼里了。但是支撑他思维进入窠臼的，便是那句“君主死社稷”。
其实朱国治也一样，支撑他自己进入死局的，对大清朝，对康熙“以全其节”。但是他从来没考虑过，自己是“死节”了，身后留名了，然而对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
实际上正史中的朱国治并没有杀妻灭子，“以全其节”。他就是忠于职守，被吴三桂杀害的。把朱国治描写成一个“书生求节”的形象，简直就是一个讽刺。
正史上的朱国治实际上是个田文镜式“酷吏”。顺治16年（1659年），朱国治在江南大力推行“催科”，裁抑缙绅特权和压服江南地主，制造了著名的“奏销案”，导致顺治18年（1661年）江南苏州 、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因“未完钱粮”被黜革。朱国治此举深得顺治的赏识并重用。但是他的名声比田文镜臭得多，随即引发了著名的“哭庙”案，朱国治将哭庙文的起草人金圣叹作为首犯拘捕，冠以”摇动人心倡乱，殊于国法”之罪，被判死罪，在南京三山街执刑。
所以朱国治在书生的眼里，那简直就是臭大街的人物，根本不配谈“名节”。但是因为吴三桂杀了他，他最终在《清史稿》中被列入“忠义传”。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吴三桂赢了呢？
